【新年伊始，中国资本市场里的大事接二连三，牵动着各方投资者的心。而在市场波动的背后，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风险更加值得深思。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陈平教授推荐重读这篇旧文，陈平老师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只讲价格均衡的调节作用，现实竞争追涨杀跌放大振荡。
黄奇帆从实践中观察到地方政府产业规模控制的定量规律，值得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学习和研究。中国经济学创新的源头在地方政府官员，不在经济学的象牙塔。张五常是第一个观察到中国模式创新道路的经济学家。我有幸在二十多年前就发现时任上海经委主任的黄奇帆对宏观经济的定量把握，超过我交往过的经济学名家和投行金融家。中国有人才，中国有希望！盼望中国出现更多黄奇帆式的实干家，而非本本主义的追风族。】
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4年中国经济运行数据，大家最关心的GDP，2014年的增速为7.4%，可以说，这一数据进一步印证了“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
那么，如何适应这种“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和发展？20日，在重庆市级两会上，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有一番解读，认为应当着重防范和应对中高速发展中的经济风险。
经济靠什么“稳增长”？
在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央提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宏观调控举措。我理解，经济发展由10%以上的高速增长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这是新常态的显著标志之一。大家要明白，我国仍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增长”是前提，而“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又是“稳增长”的手段。没有这四个手段，发展动力就会缺失，“稳增长”就稳不住了。
比如抓改革，去年我们搞基础设施领域的PPP改革，吸引了1300亿的国内外资金；搞国有企业集团五个路径改革，吸引了1000亿资金。这样，就吸引了2300亿。去年重庆经济发展那么快，基础设施照样上，政府性债务又削减了1000亿，风险更加可控，这就是改革的动力。
又如抓开放，重庆这些年着力抓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以大通道、大通关、大平台为依托，特别是开通渝新欧国际铁路大通道，形成了江北国际机场空港、寸滩水港、团结村铁路枢纽站三个国家级一类口岸，在旁边配置了三个保税区。这样，使得我们的进出口总额从原来的60多亿美元变成了955亿美元，六年时间翻了四番，这也是一个巨大动力。
再如调结构，重庆本来是老工业基地，“傻大黑粗”的东西很多。通过近年来的持续努力，我们形成了电子信息和汽车等战略性支柱产业。去年全市工业总产值2万亿，电子信息和汽车各占5000亿，都分别增长了20%，其他支柱产业都增长了10%。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着重抓了产业集群，汽车产业方面，我们集聚了国内外10个品牌商，同时形成了1000家零部件配套企业。电子信息产业方面，我们集聚了10多个品牌商和代工商，零部件企业有860多家。还有重庆的服务业，去年金融业和新型服务贸易增长快于一般服务业，这也是调结构的一个体现。总之，没有调结构，稳增长也是一句空话，调结构也是一种动力。
还有惠民生，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动力。这些年，重庆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五有”目标和生态环保等民生支出占比一直保持在50%以上，持续实施了22件民生实事，今年还将按照重点民生实事滚动实施机制的要求，重点办好25件民生实事，这不但可以解决一大批群众反映急迫的问题，也会通过惠民生扩内需，促进消费升级，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那么防风险呢？虽然重庆经济近年来持续平稳健康发展，但仍然要时时敲响防风险的警钟。
中国经济的风险何在？
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风险，主要是金融风险、债务风险、房地产风险以及产能过剩风险等。
比方说防金融风险，宏观上就是要把握好融资结构。应大幅提高工商企业面向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比重，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规范和约束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行为。
如果一个地方的发展，70%、80%的资金都靠银行贷款，那就说明这个地方的金融有问题，搞得不活。一个地方的信托、租赁、小贷、抵押、担保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得不到发展，高利贷、典当行、“老鼠会”等就会盛行，容易导致金融“三乱”。当然，如果一个地方50%、60%的融资都是靠利息比银行高几个点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又会导致这个地方企业融资成本整体很高。
要更好地解决融资问题，关键是要努力推动直接融资市场、直接金融市场，通过股票市场、银行间市场、企业债券等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去年，重庆政府帮助企业筹集到一千四五百亿的低利息、低成本的资金，都是从资本市场上来的，是直接融资。今年，我们提出新增6000亿元融资，要做到25%来自直接融资市场，45%来自银行，30%来自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前，我们的直接融资大体只有10%左右，希望通过加大直接融资的力度，能够形成银行、直接融资市场、非银行金融机构45：30:25的融资比例。
经济生活中，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产能过剩的风险，我恰恰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风险。本质上讲，市场经济通过充分竞争才能有效益，这就必然会导致产能过剩，但产能过剩也有个度的问题。
比方说，一个企业研究开发出一个新产品，这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市场。先做的人一马当先，独占鳌头，获得效益最大化，这就是创新驱动的魅力所在。旁边人看到先行者效益很高，群起而上都模仿，之后逐渐会达到供求平衡。供求平衡了还要竞争，就会有个后来者居上的概念。后来者本事比你大，人才结构比你好，资本更密集，就会把老企业淘汰出局。这时候，市场就会产生过剩。
产能过剩有个经济学逻辑：如果行业过剩10%—20%的时候会产生优胜劣汰，属于良性竞争；一旦过剩超过20%，比如全行业过剩30%、40%甚至50%，几乎所有企业，都会泥沙俱下，大家通通赔本，形成行业性亏损。现在中国差不多十来个行业，钢铁、电解铝、玻璃、有色金属、水泥等等都是如此。比如钢铁行业，市场每年需求6亿吨，产能却达到10亿吨，严重过剩，行业平均利润率在3%以下，企业普遍亏损。更严重的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还会连累金融业，造成银行坏账，增加诱发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的风险。
从这个意义上说，防止产能过剩，既是宏观经济问题，也是微观经济问题，每个行业、每个企业概不能外，传统工业、房地产业、高科技产业、金融业都是如此，都可能在市场竞争中出现过剩。俗话说：“千做万做赔本生意别做”，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头脑，任何一家企业都要关注自身行业产能是否过剩。
县长和企业家都不要碰过剩产业
这些年，重庆经济之所以表现良好，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按照中央要求，坚决不碰产能过剩行业。
工业方面，8年前，全国每年煤炭产量20亿吨，重庆有4000万吨。8年间，我们严格控制煤炭行业新增产能，在全国产量达到50亿吨时，我们还是4000万吨。2000年，全国钢铁产量1亿吨，重庆是600万吨，现在全国10亿吨产能，重庆仍然是600万吨。由于没有跟风而上，产能过剩行业占比较小，我们工业面临的压力就较小，效益自然就好。
在房地产领域，要防止产能过剩，重在把握好六个比例关系：
一是城市建设用地。按照城镇化规律，每1万城市人口配置一平方公里建设用地，就能基本平衡。重庆主城1000万人口，城市规模也就是1000平方公里。有些城市只有50万人，却搞了100平方公里，规模过剩就容易变成鬼城、空城、死城。
二是商品住宅。一般是人均40平方米，1000万人就造4亿平方米住宅，造得再多，房子卖不掉，房产商破产，银行贷款收不回来，就会连累整体经济。
三是商铺，原则上每2万元商业销售值要配备1平方米商铺。如果一个城市只有四五十亿商业零售额，却建了100万平米商铺，每平方米商铺零售额不到一万元，肯定赔本。
四是写字楼，大体也是2万元GDP配一平方米的比例，不能造得太多。
五是各类贸易批发市场，包括钢材市场、建材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家具市场等。现在有的区县城，一搞批发市场，就想搞成义乌那样100万平方米、年销售额100亿元。中国毕竟只有一个义乌，从现实出发，我们举全市之力搞一个是可能的，如果每个县城搞一个，肯定过剩。
六是城市综合体。这种集百货零售、写字楼、餐饮娱乐、住宅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体，一个区县城奋斗三五年搞一个，是能够盈利的，如果一时兴起，搞上五六个，量变引发质变，大家就都会亏本，这样的生意做不得。
产能过剩不仅表现在传统产业、落后产能，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果不按市场规律办事，一哄而上，也可能出现产能过剩。比如光伏电池，那是高科技产品，是新兴战略产业，也是节能环保产业。但前几年，全国大干快上，产能严重过剩，照样一年亏损几百亿。当年，长安集团也想在重庆搞这类项目，化医集团也有投资冲动，但都被市政府压下了，回过头来看，这个决策是有先见之明的。
不管区县长还是企业家，一定要牢记，赔本生意不做，过剩产能的事不做，要有基本的行业分析。
经济风险的源头是产能过剩，工业、服务业的产能过剩会带动整个金融的产能过剩。同样，金融如果不为实体经济服务，自我循环、自我膨胀，也会搞得过剩，诱发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前车可鉴。这方面，没什么高端产业和落后产业之分。信托投资看似高端，搞自我循环，会遭遇过剩危机。县城里家家楼下搞小饭馆，最后没有顾客，也是全面亏损。反之，哪怕你是洗脚理发，只要与市场需求匹配，经营得当照样赚钱。
总之，有市场需求的产业才是好产业，我们搞调结构，关键就是把过剩产能压下去，把有市场、有效益、有资金流量的产业发展起来。这样，经济发展才会顺畅，保障和改善民生才能更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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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观察者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