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夏天，在撰写《中国的经济制度》时，我完全没有料到，我认为是最有效率的经济体制会很快受到威胁。是有过某些危险的征兆：一般而论，北京正在强化对县的管制。
2008年年初，《新劳动法》开始实施，南方的东莞市严格予以执行，形势变得急转直下。这个号称世界排名前几的制造中心经济基础塌陷了。许多东莞的工厂被迫将产品零部件外判给家庭作坊或一些小厂，其规模之小以至雇佣关系变得模糊不清，某种程度上是回归了工业革命（第一次）前英国流行的外判制度。其它的工厂只能倒闭。
2008年以来，东莞还未有过一笔象模象样的外商投资。
现在看来，《新劳动法》己不再严格执行。在一些地区，官员们为了给投资者打气，说那劳动法不过是装装样子。然而，官面上《新劳动法》还是存在。新劳动法实施的一幕表明，当今的中国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中国明显有别。那个时期高级别的官员会坦率承认政策失误。如今未闻此类声明。
贪污急速上升，不是因为体制本身的缺陷，而是因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促使政府大手笔花钱。哪里的官员都喜欢花公款，是金融危机给了北京最充分的花钱理由。
我曾提醒，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损害不算大，可惜我是少数派。
2008年11月18日，我认为仅限于己经规划好的公共工程，早点推出比较适宜。两个星期之后（2008年12月2号），我警告说，花钱不顾后果是灾难。到2009年3月20号，我建议北京应叫停疯狂花钱。皆石沉大海也。
中央政府海量花钱。地方政府直接或间接得到鼓励，花钱更多。确切的数字外界无从得知。
各种估算表明，长达五年多的时间中，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各种项目上投入了三到五万亿美元。这种花钱易于滋生贪污，主要是因为它鼓励了政府官员从承包商手里暗地里拿回扣。按通常的市场做法，大家会认为这些钱是明面上的佣金。但暗地里拿回扣，钱款多少就一团迷雾了。即使保守点估计，三万亿美元按10%回扣，这一数目也高达三千亿美元。
就政府项目资金而言，是既容易又诱人上下其手的。然而公平论事，只要政府用巨型弗里德曼直升机从天上大把撒钱，我认为哪个国家的贪污都会大幅上升。
据报道，印度的贪污也攀到顶，欧洲国家类似情况。印度也好，欧洲也好，政府项目资金的增加都远远不及中国的规模。
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中，我写道，中国一年所建的高速公路长得足以横跨整个美国。这建设速度很快翻番了。一年差不多要修成数百条隧道，何等神速啊！据说坐高铁从广州到武汉，在隧道里穿行的时间要超过露天之下的。
然而，在这一建设狂飙中，有着可取之处。在其他国家，一查到贪污，项目很可能被叫停，然后就不知猴年马月能竣工了。在中国的情形，报道贪污时，工程总是能够竣工。不仅是能竣工——工程很漂亮的。高铁超级舒服，新机场壮观极了。我没胆告诉北京的朋友，没有回扣，这些工程未必能够以惊人的速度竣工。
很明显，凯恩斯学派的乘数不灵了。原因是当投入从与市价直接连着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中抽出时，大型工程只是许诺将来有收入的回报。由于挤出效应，工资上涨很快，但投资不能产生及时的回报，以补偿企业家所作贡献中的租值部分。在这种条件下，投资项目的乘数当然低过政府直接在大街上派钱给大家花的情形。
国家债务——中央与地方的——肯定是急升了，目前，这些美轮美奂的工程是否最终能满足费雪条件，以及带来正的净现值，天晓得了。高铁无疑是以子弹头列车的速度建设的，但一年前我估算时发现，票价收入无法弥补运营的费用，更不要说利息成本了。整体债务因而不断上升。我直觉上的判断是，适当的时候中国会摆脱债务的负担。很多人可不这样想。前些天晚间，我看到BBC访谈一位非常聪明的中国女士，她看起来专长于中国的事实与数据，照她的观点，中国要走出债务的泥潭在数学上是不可能的。
在数学上是可能的，但这挤出加之于私人借贷之上，使实际利率超出五个百分点的时间如此之长，从而现在出现了令人吃惊的企业破产率。这就是悖论所在：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一般认为中国在经济表现上是领先的，但同时期中国的股市被列为最熊的市场。
2009年左右，地方官员开始操弄数字来鼓吹整体的增长率，北京察觉到数据注了水，尽管他们也不确定到底注了多少水。如果你问我，我现在不好打赌，中国的人均增长率仍然保持正数。正是地方官员的收入分配体制导致浮夸的上报。近几年的增长率虽说高估了，早些时期的增长率却低估了。所以打平了说，我认为中国的整体收入及财富仍然被低估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在经济上变得强大了。
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中，我注意到这一制度需要作些微调。我想到的是县的收入分配机制要变更与改进。我特别关注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贡献与收入的不对等，这常常难以得到理性的解释。一些县的官员贡献巨大但每月收入只有几百美元。我认识的一位官员主理了一个项目，在项目移交市场处理时，净赚了两亿美元，但自始至终他的薪水一个月只有一千美元。因为所谈项目不涉及外来的投资，主事的官员没得到一分钱的奖金。第二件事是奖金虽说与外来的投资相联系，这主要是提供低地价吸引投资者的结果。当未利用的土地量减少时，不考虑其它方面的努力，奖金也会变少。由于增长速度快，一些最受欢迎的县土地供应正在或已经达到极致了。
2013年夏天，我在一次县官员座谈会上讲话，我集中讲贡献与收入的不对等，以及当土地供应变得紧张时的后果。我认为尽管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将县公司化也许是一个出路。我解释说英国及美国许多城市都实行公司制，但在中国的情形，要将县公司化会更复杂，因为这一实体必须真正以商业开发为主。当我建议这是北京应考虑的一种可能时，听众极为震动。
执笔写这一后记之时，我不得不说中国的经济前景不太好。我不是太悲观，因为中国共产党有做事的实力，这是已被证明的。现在，北京正忙于搞反腐的运动，运动的规模前所未有。就我所读所闻，上文论及的经济上的挣扎还不是当政者关心的主要问题。他们会逐渐认识到需要马上行动。我主要关心的是，尽管如今中国的利益集团远甚于十年之前，我还未看到主管经济的人对经济体制的运作有良好的感受。要把经济政策制定好，良好的感受是必须的，其重要程度远远超过那些模型及建模之类的形式化知识。
2001至2007年间的那一时期，中国见证了必须称之为历史上最辉煌的经济腾飞。中国发生的事让现有的许多增长理论成了问题。就经济分析的目的而言，得不到准确的数据是个难题，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大约半数的劳动力都是流动的。在那一期间，我适逢其会，为数众多的投资者与官员都当我是朋友，慷慨的与我分享他们的知识。所讲述的真正另人叹为观止，再活五百年也难得一见。
2014年3月
（作者按：2008年我以中英二语在香港出版《中国的经济制度》，2009年在北京再版，今天西方某刊物要刊登该长文的英语全文。苏子云：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为此，我用英语补加一个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