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经济政策的兼容性和经济周期背后的驱动力”研究，芬恩•基德兰德获得了200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两年，芬恩•基德兰德的研究方向，包括抵押贷款、货币政策和房地产市场。与此同时，他对中国经济做出了诸多独到的评价和判断。
芬恩认为，要提高资本形成创新经济活动的可预见性和透明度，未来政策和现行政策一样重要，且就长期经济政策趋势来说，未来经济增长政策更重要。同时他指出，除了产业升级，金融改革或将成为中国经济驱动的另一股重要力量。
政策缺乏一致性 美国经济仍处于衰退
要使经济能够长远的可持续增长，政府政策制定在时间上的一致性至关重要。政策的不确定性就会导致很多投资决策的失灵。从最近来看，也出现了很多类似的现象。比如说当整个经济变得特别不明确的时候，整个投资就会减缓；如果整个经济大萧条还没有办法走出阴霾的话，那么整个投资的比率还会更加的衰竭。
在西方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当中，无论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是税收政策，它们的不确定性也很有可能带来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即便是美国现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但由于看不到任何经济发展的确定性，所以整个经济依然停滞不前。
芬恩提出，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出台了大量购买资产的政策，包括美国的国库券还有抵押资产，但是现在经济也没有迹象表明会尽快地摆脱崩溃。“衰退”的定义是“偏离经济趋势”，也就是说只要经济增速低于经济增长趋势的话那就认为它是属于衰退，而美国经济在2009年一直低于它的趋势增长。
从2008年秋季至今，美国的基础货币已经扩大了三倍，这是因为美联储采取了两轮疯狂的量化宽松政策。零利率政策将保持到2013年。但是信贷停滞，房地产市场仍然低迷，失业率连续三年徘徊在9％以上。货币政策看起来无用。
房地产属于消费经济 不应夸大它对GDP的影响
针对中国目前主要靠房地产拉动经济，芬恩提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因素是“长期投资”，也就资本形成这块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是最大。其实房地产是一种消费经济，如果用房地产来驱动经济增长的话，肯定也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增长，不会在长期下提高劳动生产率，不应夸大它对GDP的影响。
从8%的增长率下降到7.5%，是非常小规模的下滑，没有必要大惊小怪。
在周期中，长期的发展才是主要的，而不是短期。中国的人均收入还是比较低的，所以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再次超过8%也并不奇怪。
关于GDP的增速和就业率的确有直接的关系，但不是特别明显。比如说，GDP增速下滑可能引起劳动力输入的减少，但是并不是说一定会引起就业率下降。当然，GDP增速下滑确实可能会引起劳动就业的放缓。
以爱尔兰、西班牙为例，西班牙在九十年代末期和2008年之前经济增长非常快，主要靠房地产以及各种各样建设活动来推动，但是它经济其他领域的劳动生产率却不理想。
因此一个国家应该为了换取长期经济增长，可以愿意接受短期内经济增长减速，这在很多经济学家中已经达成一个共识。芬恩建议中国要以此为鉴，因为扩张房地产业不是解决长期问题的出路。
产业升级与金融改革双驱动
对于欧洲等国家来说，长期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量就是创新、开发新的产品，换而言之就是产业升级、技术变革。
在欧元区，以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为例，他们劳动力生产力自九十年代初以来停滞成一条直线，这个其实是一个令人非常惊讶的现象。为什么在加入欧元区前期他们增长速度就停滞？芬恩教授表示，很可能加入欧元区把他们注意力应该解决问题的转移出去了。
芬恩认为除了产业升级，金融改革或将成为中国经济驱动的另一股重要力量。目前金融领域不充分竞争带来资源配置效率上的损失，也就是说，同样的资源，如果是金融领域在充分竞争情况下给人民生活带来更大福利。
对于中国现在金融改革提出要利率市场化，芬恩认为，利率市场能使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率。举个例子，1981年智利和墨西哥他们发展水平差不多，但是智利选择利率市场化，墨西哥没有，后面看智利的发展是优于墨西哥的。
目前中国的利率市场化程度还不够高，很多银行都是国有的，他们在批信贷额度上会倾向于国有企业，这就会使得资源倾向于原本就已经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中，并非实现了最优的资源配置。这就意味着政府关键要做的事情是鼓励创新，鼓励更好资本形成，优化金融的资源配置能力。
创新企业需要长周期 市场竞争至关重要
一个创新的企业在长期的发展当中的重要性，长期发展才是最关键的，如果只是关注下一个经济周期的话，未免视线有点太短了。
现在处于一个经济发展周期中的一个比较低潮的点上，而且整个经济萧条形势也持续了很长时间了，尤其在美国更加明显，中美是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所以说美国的这个情形对中国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中小企业和私有经济，其实面临着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这其实是因为中国的银行业缺乏有效的竞争。在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银行业都非常重要，银行业扮演的是一个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这样一个角色，因此在这些国家，银行业所配置的资源能够被最高效地使用。
但是，中国无论国有企业如何改革，只要他们还在整个经济体中占有比较大的比重，资源能得到有效的配置，就可能还会需要一些时间。所以希望政府能够采取另外的更加灵活的政策，从而能够促进私有银行业更加充分的竞争，从而为这些中小企业带来更大的活力和便利。对此，芬恩的建议是银行的利率应该能够由市场决定。
（芬恩•基德兰德(FinnE. Kydland)，现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经济学教授、卡内基•梅隆大学兼职教授，美联储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兼职研究顾问，2004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文根据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与《南方日报》的新闻报道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