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点，政府官员并没有企业家那样的经营才能。企业家是特殊人才，需要对未来做出独立判断，不能人云亦云，政府需要的是执行命令的人。
第二点，政府官员没有企业家的那种激励机制。一个企业家做出错误的决策，可能就破产了，甚至要跳楼。政府官员只要遵守程序，即使决策失误，个人也不承担成本。
所有创新都是不可预见的。200多年前，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很少有人预料到蒸汽机会很重要，所以瓦特要找钱是很难的，只有罗巴克和博尔顿这样的企业家愿意冒着破产的风险资助他。200年前，当乔治.斯蒂芬森制造出蒸汽火车的时候，也没人认为火车了有什么不起，所以英国政府规定，火车的速度不可以超过马车的速度。130年前，卡尔·本茨这个人发明汽车的时候，也没有人认为汽车有什么了不起，德国地方政府规定，汽车的速度不可以超过人步行的速度。
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意味着创新不可能由政府规划，只有留给市场中的企业家去试错；也不可能由政府资助，只能由市场中的投资者自己去判断，也就是投资者必须是多元化的。政府要扮演企业家和投资人的角色的时候，必须按照程序化的统一的标准，但是创新没有统一标准。
中国企业创新不多，与政府试图替代企业家和资本家有关。时至今日，大部分投资资金仍然是政府和国有银行控制的。但那么几家有名的互联网公司，你告诉我哪一个是中国政府投资的？没有。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储蓄总量最大的国家，但是那寥寥无几的新技术公司没有一个是中国自己的资本投资出来的，而是外国资本投资出来的。政府和国有银行不可能真正为创新提供资金，充其量只能在维持一种循环经济。
因此，要使我们国家真正从过去的配置效率驱动的增长，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我们必须进行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的改革。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给了人们一定的自由，唤起了套利性的企业家。未来只有进行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改革，我们国家才有可能产生出真正的创新型企业家。如此，这个国家才真正的有希望。(摘编：吴胜平)
文章来源：（中国商界网）
摘编：吴胜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