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展望2016年，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再平衡的关键时期，必须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抓住新阶段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在稳定总需求适度增长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把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和补短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打好经济转型歼灭战，努力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
一、全球经济在深度调整中缓慢复苏。
全球经济增长乏力。2016年，全球经济预计仍将维持“低增长、低通胀和低利率”的平庸态势。其中，受劳动力市场状况持续改善，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温和扩张，消费信心持续改善以及房地产市场状况好转等因素支撑，美国经济继续温和复苏。日本经济增长相对平稳，私人消费和投资可能继续小幅改善。欧元区通缩压力缓解，但银行不良贷款规模巨大，限制了银行信贷的扩张，投资和消费改善有限，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仍将取决于QE力度。新兴市场内部明显分化，整体增长不容乐观。受强势美元和中国需求放缓等外部因素影响，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拉美、中东、非洲等部分国家自身结构性缺陷显露，增长可能继续陷入停滞。
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取向分化。美联储启动加息的冲击和国际资本再配置带来的不确定性较大。欧元区通缩压力虽有短暂缓解，但复苏步伐并不稳固，欧洲央行将继续实施量化宽松，甚至有可能进一步扩大负利率政策力度。日本央行可能继续观望。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取向分化，由此带来的全球金融资产价格重估和投资配置调整的影响不可忽视。一方面，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总体低迷，企业投资实体经济意愿不强，长期实施低利率政策助长了金融资产和不动产价格，不排除货币政策正常化启动之后，会有较大波动。另一方面，随着大量资本从新兴经济体流出，货币显著贬值，债务高企、资产负债表期限和货币错配的风险会进一步显露，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管理面临较大挑战。近年来我国在海外投资的步伐不断加快，海外资产规模已经突破6万亿美元，需要密切关注国际市场动荡以及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
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低迷。目前石油、铜等重要大宗商品的实际价格已接近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平均水平，下调空间进一步收窄。但另一方面，从2012年开始，美元再次进入新一轮升值通道。在全球产能过剩和能源科技创新加快的背景下，坚挺的美元将继续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起到抑制作用。而且，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已经达到高峰，而印度、非洲等十亿人级的经济体崛起尚未进入重化工业轨道，对大宗商品需求边际上的贡献并不显著。因此，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的可能性较大，低通胀仍是2016年的全球性挑战。
国际分工加快调整。一是全球投资和贸易规则正发生深刻变化。在WTO框架下多边谈判停滞不前的同时，全球贸易区域自由化趋势加速推进。其中，TPP完成谈判，一些多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也陆续签署。短期看，由规则重塑带来的贸易促进和转移对我国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尚不明显。但如果不尽快提高开放水平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我国外贸增长的长期潜力将被压缩。二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相对竞争力发生显著变化。随着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变化，以及能源、机器人、3D打印等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制造业网络布局正在进行深度调整。2015年，我国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加快转移，加工贸易的订单不断流失，我国的低端产品在全球贸易当中的份额可能缩减，但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加快了在中国的创新和研发布局，研发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同比增速达到了50%左右。这一趋势在2016年还将延续。三是互联网和更加便捷的物流方式，也正在改变传统生产和贸易模式。
二、明年国内经济有望阶段性触底。
投资有望探底后企稳。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继续回落，预计下降到7%左右，2017年后逐步企稳。一是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触底。根据住宅开发节奏和库存情况，结合国际住宅市场的发展规律，2015年住宅施工面积接近零增长。住宅投资占全部房地产投资比重接近70%，商业类地产投资增速走势大体上也与住宅趋同。预计201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在2015年2%左右的基础上，继续放缓到零增长，之后几年大体上保持在0至5%区间。二是制造业投资增速降至个位数后将逐步企稳。随着部分重化工业产品产能达到峰值，产能过剩将显著抑制投资增长，预计2016年制造业投资增速进一步降至6%左右。与此同时，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将推动设备更新改造，房地产、出口等下游需求企稳对制造业投资有拉动作用，2017年后制造业投资有望逐步企稳。三是基础设施投资继续回落。受投资回报率和地方融资能力制约，基础设施投资难以维持高增长态势。近年来，基础设施投资总体高于财政收入增速约10个百分点。预计明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仍将高于公共财政增速，但二者增速差距会进一步缩小，2016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降至15%左右。
消费增长基本稳定。国内外经验都表明，消费总体增速基本与国民收入增长同步，而且较后者更为平滑。从消费动力看，制约目前我国消费增长的主要是消费供给的质量和诚信问题，如果消费环境得以改善，消费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消费结构来看，传统日用品消费增长基本稳定。由于近期房地产市场销售有所回暖，家电、建筑装潢等耐用消费品增长逐步回稳。减免购置税等措施也将对汽车消费起到一定提振作用，2016年汽车销售增长预计较2015年有小幅回升。与此同时，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催生新的消费热点，移动通信、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节能环保、医疗健康等市场潜力将逐步释放。新型城镇化将为消费增长提供新空间，不同收入阶层和年龄结构的梯度消费保证了居民消费的连续性和成长性。综合判断，消费增速将小幅放缓，201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可能为10%左右。
伴随我国经济结构深度调整，一些重大的阶段性变化将集中显现。总体上看，出口在激烈调整后趋于平稳，2016年会略有好转，未来几年维持低速增长。消费增长总体平稳，受GDP增速持续回落和收入增速放缓影响，后续将小幅回落，但消费升级步伐不会停滞。因此，判断这轮经济下行周期阶段性底部的关键在投资。2016年投资增速将继续放缓至7%左右，但有望进入阶段性底部，随后几年基本企稳。在经济探底过程中，如果能避免系统性风险，乐观估计本轮经济回调的阶段性底部有望在2016年出现，全年增长6.5%左右，2017年、2018年经济增速会逐步企稳，但基本不可能出现短周期V型反弹，经济运行总体上呈现L型增长态势。
主要思路和有关建议
当前主要矛盾是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不协调和不平衡，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重大变化而做出及时调整。我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是结构调整主导与周期因素叠加的综合反映，与一般的商业周期波动存在明显不同。2012年以来经济下行中的几次小幅回升波动表明，加大需求管理力度只能让经济增速短暂企稳，并不能改变经济潜在增速下行的趋势。要适应从数量型追赶逐步向质量型追赶，从过去铺摊子、上规模转向提质量、上台阶转变，宏观调控必须重视需求政策与供给政策的有效结合，在保持总需求基本稳定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加快建立有利于出清过剩产能和激发企业家精神的体制机制，加大资产重组力度，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实现资源优化再配置，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核心竞争力，增强经济内在活力，推动中国经济在更高阶段和更高水平上建立新的平衡。
一、优化投资结构和扩大有效投资。当前，我国在公共服务和民生领域存在不少短板，一些基础性、战略性的领域投资明显不足，增加产业升级投资的要求也非常迫切，有针对性的扩大投资十分必要。一是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研发类投资。根据调研，2016年有提升自动化水平意愿的企业比重达到了65.9%，有迫切创新意愿的企业比重为82%。二是鼓励发展文化、旅游、休闲、娱乐、养老设施，提升消费能力，强化服务业发展的基础。三是落实公平准入，加大电信、航空、中西部铁路等方面的投资。四是加强城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协同推进交通、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覆盖。
二、加大僵尸企业和过剩产能的清理力度。严重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退出缓慢，不仅占用了大量资源，而且金融风险也迟迟得不到有效化解。应积极借鉴以往国企脱困和债务风险处置的做法和经验，为清理僵尸企业和过剩产能创造条件。一是确定产能削减目标，财政和金融支持政策应该与地方产能核减相挂钩。可委托现有资产管理公司或设立省一级层面的专业资产处置机构处理产能出清中的资产、债务问题。二是积极探索用市场化的方法出清产能。如建立全国性的过剩产能交易市场，在合理分配过剩产能退出指标的基础上，允许产能指标跨区交易。三是加快出台人员安置、资产处置、破产重整等指导意见和具体政策措施，恢复实施政策性破产措施，消除企业退出的各种制度性障碍。加强司法机构与政府的协调，加快破产重组、破产清算的进程。四是妥善安置下岗分流人员。通过发行转型债、将国企资产划拨社保、土地变性等方式筹集资金，支付产能淘汰过程中涉及劳动经济补偿金、社保、工资拖欠等费用。五是加快国有资本布局的存量调整，借助资本市场，鼓励企业兼并重组，引导国有资本投资向战略性、基础性和创新性领域集中。
三、着力降低企业成本。当前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居高不下，盈利比较困难，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表继续恶化，生产经营和投资的信心受到影响。要多措并举降低企业负担，提升企业盈利能力。一是加大减税力度。继续推进建筑业、房地产和金融业的“营改增”改革，增加固定资产增值税抵扣范围。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税收扶持力度，扩大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的企业范围。研究实施普惠性减税。二是进一步完善能源价格机制，降低用电成本。在煤炭持续低价背景下适当降低电价，继续增加输配电价改革试点范围，增加用户直购电数量，扩大电力市场规模，降低企业用电综合成本。三是降低融资成本。进一步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供给相对充裕，实际利率稳定在合理水平。
四、充分释放人的潜能。解放生产力，首要是解放人。解放人，根本的是要打破体制障碍，建立适应培育新动力的激励机制，使人想干事、能干事、能干成事。一是激发企业家精神。重构企业家的微观激励机制，尊重和保护企业家个人财产权利，改善政商关系，稳定有产者预期和信心。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让创新型人才勇于创新，敢于创业。二是加快推进农民工特别是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选择适当时机，明确宣布第二代农民工享有城市户籍和相应的公共服务，让进城农民工变成无差别的城市人，激发其投入经济建设和创业的激情，扩大消费需求和人力资本投资需求，释放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巨大潜力。三是打破人才流动障碍。破除体制内与体制外流动障碍，鼓励专业人才在学术机构、政府部门、企业和非营利组织间流动，吸引和团结一切优秀人才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五、积极重建地方激励机制。地方政府间竞争机制对过去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改善地方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促进地方创新和经验扩散方面尤为突出。在新常态下这种机制的作用明显减弱，地方干部中出现了“不会干”“不敢干”和“不想干”等问题，必须加快重构和完善激励机制。应调整优化地方考核体系。允许因地制宜探索，鼓励地方创新。优化决策程序和责任追究制度，鼓励地方干部敢作为、敢担当，让真正想干和会干的干部脱颖而出。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执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课题组 陈昌盛 许伟 李承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