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比“死亡税率”更可怕的
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2016年在我国4个具有经济代表性的城市进行了民企税费负担的社会调查，经宏观数据分析，提出目前企业实际税负约为40%，而大部分企业的利润率不足10%，认为税负过重而“谋杀”了民营企业，称之为“死亡税率”。这一观点的提出，立即在国内激起万千讨论，一时间“死亡税率”成为网络媒体与民间话题中的Hot Words。
最近，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理事长莫道明教授撰文，进一步提出了三个观点：（1）“死亡税率”确实客观存在；（2）“死亡税率”不一定是40%；（3）“死亡税率”揭示了什么。该文让广大民众对于“死亡税率”有了更新一层的认知。
由于民营企业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已超过60%，民企的发展已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民企的兴衰必然对于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弱产生相当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坚持观察社会运行的人，当我阅读到这些最新观点，就不由得从民企联想到了国企，从企业联想到了实体经济，从实体经济联想到了虚拟经济，想基于国民经济增长的视角，谈谈我对于当今经济发展的一点思考。
对于企业而言，为生产产品投入的生产要素有：自然资源、劳动、资本与企业家才能，这四大要素的增长形成了企业生产力的增长。企业生产的产品需要在市场上卖出去，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可能供给大于需求，也可能需求大于供给，但整体上供需通过价格机制与自由竞争达到动态平衡，形成稳定的市场，这是理想状态。如果企业被一片大好的市场情况所误导，狂热地加大生产要素的投入，就会形成生产过剩，使得供给远大于需求，引发经济危机，这往往是现实情况。
回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程，自1825年英国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之后，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以及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时期中，1836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和1900年，差不多每隔十年左右就要发生一次经济危机。而从1900年算起到二战以前，1907年、1914年、1921年、1929—1933年、1937—1938年，差不多每隔七八年就发生一次经济危机。二战之后，尽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采纳“国家资本主义”等政治经济策略来对抗这种周期性的衰退与崩溃，但确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经济周期的发生频率仍然是进一步增加、周期进一步缩短。多位经济学家经过分析，认为“经济全球化、固定资本更新加快、人力资源供给膨胀、私人投资高涨”可能是导致经济危机周期缩短、频率变高的重要原因。
纵观整个20世纪，人类社会经历了快速的现代化进程，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社会治理、国际关系等等所有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惊人变迁，经济实践与学科理论的反复碰撞、起承转合，完全可以折射出这个百年中所有发生过的躁动与不安。先是“新古典经济学”倡导的边际革命（由强调供给与生产到强调消费与需求），接着是“凯恩斯主义”倡导的国家干预，再是“货币主义”解读滞涨问题，以及“新经济自由主义”强调市场机制、反对国家调控，之后是与“新经济自由主义”的争论中逐步形成的“新凯恩斯主义”，认定了经济现实特征是“不完全竞争、不完善市场、异质劳动、不对称的信息”，提出了“相机抉择”的国家干预理念；而“新制度经济主义”特别强调“产权、交易费用、委托代理”，重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公共选择理论”则进一步将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界限模糊化，将“政客（政府）”这一变量引入到经济分析之中。
当人类迈入21世纪，各国政府都在探索如何调节供需平衡以控制经济周期，探索如何在全球化经济环境中避免经济萧条，维护经济增长，因为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让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相互影响也更为深度化，共赢或双输的相互效应已经显而易见。一个国家的内部经济（或政治）问题，很容易在全球产生复杂的影响涟漪，2008年始于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萧条仍然历历在目，应该说现代经济的复杂度早已超越了传统经济学家的预期与估算，反映到政治领域，则是导致各类“黑天鹅”事件的发生，例如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等等。
二、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原因
回过头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很显然是国家富强、民族发展的基本支柱，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共同繁荣是最理想的状态。
什么是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指“物质的、精神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其中的“生产”不仅包括物质生产，还包括了科学、教育、文化、艺术、体育等知识生产。美联储对于“实体经济”的概念界定，是除去“房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之外的民用普通领域部分，包括农业、制造业、进出口、经常账、零售销售等。
我们借助广义的“企业”概念作为分析单元，这时的“企业”可以基本上包含实体经济的所有领域，当我们细致地分析企业的成长原因，大致就可以了解实体经济成长的原因——企业家建构企业，运用“企业家才能”将自然资源、资本与劳动组合起来制造产品，积极地满足民众需求，不断地追逐剩余价值，企业持续成长，实体经济也就持续发展。
这里面所涉及的各项生产要素，我们必须逐一分析：第一个是“自然资源”，其特征通常是不可再生性，消耗曲线是一个递减的单向量趋势，因而在经济发展中，会以越来越贵的价格反映它的“稀缺”特性。第二个是劳动，即“人的劳动”或“劳动的人”。有趣的是“人”，作为生产要素的时候是劳动力，作为需求要素的时候是消费者。二战后至今，各国的人口大幅增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既提供了劳动力，也增加了消费者，因而在经济发展中具有双面角色价值。
第三个是“资本”，“资本”在物质内容和现象上表现为一定数量的货币和生产资料，但货币和生产资料本身并不就是资本，只有当货币和生产资料用于剥削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而带来剩余价值时，才成为资本。所以“资本”的天性就是要在不断的运动中、在循环和周转中不停地增值，简言之就是“追逐利润”。追溯到最初期的资本运作，是为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而服务的，如同传统社会中的“小媳妇”，嫁给实体经济这个“丈夫”夫唱妇随，想谋个“夫荣妻贵”，而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垄断经济阶段，资本运作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暧昧与复杂”。
到了20世纪后期，资本运作以投行金融为主导，开启了全球化金融体系的建构，也逐渐在资本嗜血般逐利天性的推动下，以“金融深化”的旗帜，快速将各国引入到“一个充满金融威胁的新世界”（James Rickards, 2012），金融资本家发现使用虚拟金融手段，进行杠杆倍率扩大的交易，可以比在实体经济领域中更直接、更方便地获得超额垄断利润，因而远比实体经济中的企业家（资本家）挣钱更快、更多！
投资实体经济（即企业）获得生产利润与股票分红，已经不能满足金融投机者的贪婪，各种金融产品被创制出来，分批打包卖给不同的投机者，“炒作”成为了资本运作的核心方式，“预支套现”成为了新颖的发财理念，推动着不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负债谋求投机利润，国家经济逐步向虚拟化、食利性转变，加重了对国内外的剥削与掠夺。近30年来，垄断金融资本家不仅在生产领域对劳动者进行压榨，在消费领域（住房信贷、医疗保险、退休金）再次进行掠夺，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收入分配集中向金融资本倾斜。这时，虚拟经济已经与实体经济“离婚”，资本脱离了为企业服务的本质，资本“逐利套利”的天性与资本家“自私贪婪”的人性深度结合，推动了呈垄断形态的资本主义金融化趋势。
21世纪以来，资本金融化与金融化资本的两个特征更加明显，资本金融化意味着资本从实体经济撤离，转移至虚拟经济，金融化资本意味着资本运作方式与衍生化、工具化更加结合，这两个特征相互勾连，并与权力控制相契合，形成了“追求垄断资本效率的最大化”与“追求垄断金融效率的最大化”的格局。
资本的这种任性表现，就是金融资本的高度私向化，带来了两个堪忧的后果：一是借助全球资本体系，加速了全球公共资本总量的骤减与私人资本总量的激增，二是西方众多国家的核心功能在金融意志的强力推动下，逐步严重的私有化。
上海财经大学的张雄教授认为：目前全球资本金融体系的发展已经深陷四大“二律背反”之中：（1）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冲突；（2）技术向度与人本向度的矛盾冲突；（3）私向化与社会化的矛盾冲突；（4）金融理性与政治理性的矛盾冲突。概括而言，即为：金融资本的投机性与私向化的程度越严重，为极少数人摄取的财富越多，其内在否定性就越强，与人民的对抗性矛盾也就变得越尖锐，其存在的价值意义就越小。
由于虚拟经济可以快速地制造出新贵富豪，实体经济中的企业家就会发现做实业家不如做金融巨鳄，其“企业家才能”就可能被引入到进一步发明制造金融衍生品的领域，老百姓就会发现老老实实的工作创业不如在金融市场上投机，不用辛辛苦苦地采购原材料、设计创意、生产制造、推销拓市，只要坐在电脑前面，盯着现货金融产品（股票、基金、债券、存单等等）与衍生金融工具（期货、期权、指数等等），轻点鼠标，买进卖出，就可以轻松赚钱。这种彰显人性弱点的“一夜暴富、不劳而获”心理，很容易通过一两个样板案例而形成社会心理的扩散，巴菲特（Warren Buffett）、索罗斯（George Soros）等人，可能在不少大众看来，比盖茨（Bill Gates）更有榜样性。
从上个世纪末到现在，在西方国家，虚拟经济一直风头强劲，这种风气随着全球化的浪潮也席卷了中国，中国人从以前不知道股票为何物，到现在七八十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守在证券交易中心看股市行情。这的确是一种紧跟时代的进步，但是从2007年、2015年这两次国内股市大波动来看，“国际国内热钱的游动袭击”+“普通大众的投机狂欢”，是股市“牛”转“熊”的众多原因中一个。
而我国房地产业更是一个圈钱机器，推生了大批飞速上榜的富豪。尽管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城镇化是房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不少国人把房子当做保值增值的投资产品而不是现实居住的硬件需求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这种全民参与、越买越涨、越涨越买的大众心理，已经成为我国房地产行业发展中最可怕的“不定时炸弹”。所以，美联储对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概念界定也非常适合我国，房产业与金融业都属于虚拟经济！
综上所述，如果说“死亡税率”给民营企业加大了生存困难，让其比国企处于更加艰苦的经济处境之中，那么大财阀与全民性的资本金融投机，更是直接地对实体经济出了“釜底抽薪”的狠招。国民经济增长到底从何而来？劳动、创新、产品、服务等各个方面的增长才是真实的，虚拟经济的衍生金融品只会带来泡沫。为了能够更好地迎战来自国际经济持续下行的压力，2017年是时候主动地戳破这些泡沫了。
文章来源：“IPP评论”微信公众号 2017年0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