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2013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出重要批示。各界评价认为，这是迄今为止，中央最高领导专门就智库建设作出的最为明确、内涵最丰富的一次重要批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也提到，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为什么中国越来越重视智库建设？智库，对我们党和政府来说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中国智库的现状怎么样？为什么要强调“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该怎样去建设未来的中国新智库？
一、智库的评判标准
人民论坛：美国智库以民间居多，而中国智库多是政府机构的下属单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对智库来说，是来自于民间，还是来自于政府，这是否是判断其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
罗天昊：中国智库多政府机构所属，有三个原因。
一是，中国的资源，多数集中于政府手中，知识精英，亦多集中，既有洞察力，又具备现实政策建议能力的人，几乎都在体制内，体制外人士中，远见之士不少，但是，由于长期远离权力，对于现实政策的可行性，反不熟悉。
二是，两者民间智库与官方智库，是穿平底鞋与穿高跟鞋的区别。
尤其是过去十年，与经济领域的国进民退同步的是，是权力对于社会的干预力度越来越大，改革初期的万马奔腾的器局，逐步萎缩。民间力量一时难以成气候，尤其是民间智库，存在投资难，注册难，开展工作难的三难状况。
三是，有官方背景的智库，有天然的优势，比如在承接课题方面，很多时候，其主管单位喜欢挑有官方背景的智库，为自己的决策进行背书，同时，中国人迷信权威，尤其是体制内，尊崇“级别”，官方智库由此更容易获得信任。
判断智库的高下，并不以民间还是官方为准则，而是看其学术成色，社会影响等几个核心方面。
人民论坛：2013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出重要批示。怎么理解“中国特色”和“新型智库”这两个关键词？
罗天昊：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深刻体察。
中国是一个半市场经济国家，既有市场的配置作用，又有权力对于经济的干预。预计未来会加大市场化进程，彻底步入市场经济国家。在本次公告报告中，无论是放权也好，转变发展模式也好，均指向此目标。
中国既是一个传统大国，有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文明，同时，传统中的糟粕某种程度上又称为中国现代化的阻力，从张之洞提倡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五四运动，到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文化改革，一直争议不断，未来中国的文化改革，亦充满争议，传统性与现代性存在长期冲突。
所谓中国特色，就是要深刻理解中国文化、中国制度、中国精神，洞察当下和未来中国存在的矛盾与趋势。
人民论坛：您怎么理解“新型智库“？
罗天昊：我的理解，主要有四个方面。
首要的就是思想观念要新，要有冲击力，富有锐气，这是智库独有的特点。某种意义上说，智库应该比大学需要有独立之精神，更有创新之精神。
第二个新，就是组织形式新，尤其是未来需要更多的民间智库。
第三个新，就是新势力，此前的智库，尤其是主流智库，多数更象是顾问委员会，很多退休高级领导成为智库成员，而缺少少壮派担大梁。未来的智库，应该更多鼓励年富力强者，使之有登高一呼的勇气，有指点江山的霸气，有切合时势与现实的历练。
第四个新，就是开放包容，允许百家争鸣，允许对于社会发展的各种设想。比如关于地方债，怎么化解，有人提倡剥夺地方的土地收入，收归中央，有人认为应该改革税制，加强地方财权，减少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而我提出，可变卖部分国有资产应急，再图长远改革，如重新改革分税制等。这些策略设想，有的流行，有的则听起来比较刺耳，国家是否能够有包容的气度，非常重要。
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落后于世界，但是，中国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最强大脑》节目中不停有惊喜发现，中国在全球竞争中唯一站在相同起点的，就是人的大脑。国家需要珍视这些隐性的宝贵财富。
二、中国智库现状
人民论坛：中国很多学者都是体制内的，他们的身份是否会影响他们发表独立的观点？换句话说，体制内智库为了能拿到经费而有可能会使自己的观点带有倾向性？
罗天昊： 官方智库最被人诟病的地方，就是无法保持相对的独立。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职位所限，不敢随便发表真实想法，尤其是不敢针对官阶比自己高的本部门领导发表意见。甚至为了迎合领导意志而修正自己。其二是，在体制内，言行要受到一定制约，有一个不成文的流行看法是，只有那些体制内不是很得志的人，才会经常发表高见，仕途正猛者，反往往谨言慎行。这无疑是一种悲哀。
至于为拿到经费而观点带有倾向性，这种事情肯定有。但是智库毕竟不是正式的行政机构，有时候还需允许一些见解，关键是一个度的问题，所谓的“小骂大帮忙”还是受欢迎。如真是“大骂”，那估计就飞了。
人民论坛：中国智库对一些前瞻性的研究不够，很多是党和政府政策的诠释者和宣传者，前瞻性的、独到的观点并不多。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如何让智库能更好的为党和政府做出更科学的决策提供参考？
罗天昊：其实，中国智库的前瞻性不够的问题，有两大原因。一是体制问题，民间智库有时候掌握的资讯不够，难以做出前瞻性判断，体制内智库有充分的资讯和庞大的智力资源，但是，由于存在种种顾虑，最后蜕变成为领导出台政策作解释的机构。我们体制内很多知名学者，学识，经验，知识储备都有，唯一就少一点勇气，少一点为苍生立命的襟怀。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社会开放度不足，有很多富有建设性的国策设想，不被接受，甚至受到打压。美国的智库林立，与整个国家的开放包容有很大关系，兰德甚至可以讨论美国的军事战略问题。
出路仍然在于放宽社会管制，建成开放，宽容，自由的社会。
在此过程中，民间智库应该逐步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中国智库如何“走出去”？
人民论坛：当前，中国智库更多的还是围绕国内的事件和政策发声，对国际重大事件或政策还没有话语权。中国智库如何“走出去”？如何体现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智库的走出去问题，更多的不是投资的问题，也不是级别够高就可以。
中国智库走出去，需要两大改变。
第一个价值观和文化的改变。事实上，提出什么设想，采取设想策略构想，背后都有其价值观。日本大教育家福泽渝吉曾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国策设想，而这种设想的背后，是假设传统文化对于东亚国家的桎梏，由此，打破传统文化，与保留传统文化更有利于国家的现代化。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推行世俗主义改革，也是判定传统文化糟粕更多，非猛力不可摧毁。
中国的智库要走出去，首先需要在价值判断方面，符合世界潮流。
第二是建立规则意识，尚义与尚利兼顾，而非仅仅出于利益。
中国的国家战略失误，最明显的体现是在中东，几乎支持谁谁就倒台，中国最被人诟病的是，不论对方政权性质，是否得民心，只要有石油就合作。有时候，一个良好的国策，不仅需要保全利益。更需要出自道义。
人民论坛：在中国智库中，有一个现象是很多研究人员通常是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而来，他们倾向于套用理论，缺乏对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在未来，他们如何更好地从学术导向转型为政策导向型？
罗天昊：智库的一个特点，必须是经世致用。充当的“策士”的功能，而非理论家的功能。由此，智库人士必须要学会接地气，从中国最低层了解起。毛泽东早年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策士，他徒步考察了湖南的很多地方，为日后的大展宏图奠定了基础。
另外一个转型，可能被人忽略，就是智库人士必须去掉“精英主义”，不能高高在上，自以为得人间真理，得治国正道，而应该踏踏实实去理解社会，理解民众，民众才是社会的第一推动力量。一切策略，需服膺民众利益，并且得到民众理解与支持，不可曲高和寡。
人民论坛：如果没有官方背景和个人渠道，中国民间智库如何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有效送达到党和政府决策人手中？也就是说，党和政府该如何重视没有背景的民间智库？
罗天昊：事实上，民间智库的好的策略，不仅需要要为主政者所知，也需要为公众所知，有时候，借助大众的力量，也许更为持久。
如何为决策机构所知，有一些常用的策略。
其一就是注重传播和宣传。诸葛亮在未出茅庐之前，已经名满天下，他“亲友营销”做的很出色。“隆中智库”就是一个善于造势的智库。
对于民间智库一个极度有利的形势是，在新媒体时代，大众传播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层级限制，也许一些好的建议和设想，无需拥有党政资源，也可直接联系。有的智库人士，本身是非常热门的大众人士，经常上电视，写文章，著书立说，在社会上形成了巨大影响力，当影响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然有人问津。
网络时代，也迫使主政者问计于民间，部分尊重民间意见。十几年前，《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文章出世后，学者呙中校对于深圳的忧虑，引起了时任深圳市长于幼军的关注，后来关门为此对话。在重庆，两江书生提出的地方发展方略，也震动了当时都渝的汪洋。这都是民间智库影响官方的真实案例，所以，民间智库不要因为政府人脉而灰心，思想才最有价值。在武汉，电视问政的推行和海选市民参事，也推动了民间智库的发展。
托夫勒在几十年前就预见到，未来的权力转移，从暴力到财富，从财富到知识。胸怀韬略，才识过人，绝对是稀缺资源，在这个一切公开的时代，总有脱颖而出的一天。
四、智库如何充分挖掘民间智慧
人民论坛：您所说的，智库人士要善于借助民意与民力，如何理解？
罗天昊：茅于轼，张维迎等自由派改革家，之所以总是被民众误解，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其秉持的改革方略和改革理念，并非从大众立场出发。所以，纵使最后真实的利益是指向大众，亦不为大众所喜，也无法赢得大众支持，比如，茅于轼老先生讲，中国根本不需要保护18亿耕地红线，此言差矣，在农民土地被大片侵吞的情况下，此论不是引起农民阶层怒火中烧？为什么不改一下折中的方略，提倡土地利用的决定权在农民？虽然最终的理论推理类似，但是，前一个是无视农民，后一个是在倾听农民呼声，是在为农民利益代言，可赢得天下亿万农民之心，两者天差地别。
不能赢得大众伟力的支持，再“秉持公心”的理论，均将告流产，起不到改革社会，推动历史的作用。改革继需尊重现实，更需尊重人民，不可有精英主义思维，民众才是历史的主人，尤其是在大国和穷国，更是如此，无民众，无成功。毛泽东深喑此理，当为前辈。革命与改革，可谓殊途同归，破坏旧有秩序，与打破既有格局一样，都有巨大阻力；开辟新的天地，与改良社会结构一样，都需时代赋予的大地安泰之力，无论摧毁性还是建设性，均需借助民众伟力，否则将势单力孤，被人绞杀。别以为有中产阶层支持，有精英知识分子支持，有企业家阶层支持，就可以了，连柳传志自己都清醒地认识到了，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都是软弱的阶层，难成大器。柳传志在企业界可能是领袖，在广泛社会领域，其力微不足道。无论是投票数人头的时代还是动武砍人头的时代，谁代言的阶层代表的人多，谁才是王者。但是这个简单的铁律总有人忽视，自认为精英，自认为代表真理，没用。
不能汇聚民众伟力，亦不能利用和引导民众伟力，是茅于轼，张维迎等自由派改革家最终难成大器的根本原因。思之令人痛心，未来之改革者不可不察。一切改革大略，不可过于理想化，对于民众存在的问题，亦不可高高在上，痛心民众的不尽人意，而应理解民众，并从民众的立场出发，谋划最终的改革之策。中国新一代的改革家和人民领袖，既需既顺应时代，洞察未来，又应懂得顺应人民呼声，尊重人民利益，理解人民特性，发动人民伟力。
真正优秀的智库，必须学会洞察社会大势，洞察世道人心，学会顺应和引导社会思想潮流，引导天下万民。借万民之伟力，为我所用。有站立日月之间，紧握乾坤旋转的雄才大略。
人民论坛：当前，很多智库都是非盈利机构，如政府的研究部门或NGO组织。未来，中国智库的资金来源是否还会有更多形式？
罗天昊：目前，国外的智库资金来源非常多元，主要是以基金会方式运作。
而目前，中国的智库，目前多出靠项目运作，多数靠给企业和地方做项目，来获得资金，独立性受到一定影响。未来，随着一些智库领军人物社会影响力的日益扩大，企业资助的形式将越来越多。
个人认为，在中国，智库的运作一定有一定独立性，同时，还需要有相对充裕的资金，不能为生存而焦虑，所以，必要的资助是很必要的，投资得起智库的人，应该抱着撒钱的心态，而非赚钱的心态，智库应该是一个从容撒钱的事业，只有具备这样大气和从容的心态的出资方，才可以最终做好智库。
事实上，中国真正成功的智库也好，其他社会组织也好，真正做得好的，一定有一个不求经济回报的投资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懂得什么是真正最有价值的财富。不说文，武的方面也是如此，曾经名动一时的精武门，也是开明企业家资助的，也是不求当下回报的，计利当计万世利，求名当求万世名，我愿意与这样有大器具和大抱负的出资人合作。
我个人即将筹备的智库，即将获得比较大的企业投资，坦白地说，我们不准备个人注资，而是准备花社会的钱，我们的目标是为天地立极，探究国家发展大略，绝对不能为生存而分心，从开始就要高举高打。要有雄伟的抱负和强大的社会感召力，其实智库筹款能力，也应该从这里来。
虽然国外比较成熟的智库有赢利能力，但是智库总体上应该是社会效益第一，要发财，就不做智库了，直接做企业多快？从事智库的人，一定要有一个情结，这个情结，比较接近古代’士”的情结，但是，在当代的语境下，应该更过之，完成对古代士的超越，而成为具备现代意识，熟悉现代社会的探索者，启民智，理万物，照四方，润天下。
在互联网时代，在一些领域，每个人都是别人的学生，在另外一些领域，每个人都可作别人的老师，这是一个摧毁大师的时代，也是诞生众多真正大师的时代。技术的革新与学习方式的变化，注定那些最开放的组织，才可有最恢弘的视野与眼光。
发掘民间智库，要防止两个方面的陷阱。
一个是体制内的僵化与自我禁锢。智库的发展，与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非常类似的前提条件，即整体社会氛围的开放和不涉限，而在中国，由于权力的主导作用，部分智库，尤其是官方智库，往往沦为解释的机器，似前文所说，长此以往，将失去自我，变得日益封闭和僵化，部分民间智库也有这种危险。
第二个陷阱，是出现学阀学霸。
智库需要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努力，但是，智库要避免中国高校出现的学术近亲繁殖的弊端，避免搞小圈子，而排斥圈子外的人，要有广纳天下人才，容纳九派横流的器具，而且要有容纳各种层次人才的器具。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只是一个图书管理员，但是，日后的事业证明，这个管理员，其才略抱负，远远超出同时代的人，也超出当时拥有巨大声望的学者。只是当时他没有被人充分重视而已。当时部分北大学者自视甚高，结果几十年后毛泽东才是集大成者。
莫叹世无英雄，英雄在默默潜行，深藏海底，或跃在渊，尤其需要给予机会。在恰当时机刚可飞龙在天。正如二十四节气的安排，惊蛰之后，才有真正的春天，宇宙中的惊雷，震动人间万物。
人民论坛：互联网时代，如何让大数据与智库研究更好的结合起来？如何在大数据时代抢占未来智库的先机？
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很多数据的获取并不难，我倒不觉得智库需要自身建立数据，只要是善用数据，找出数字背后的规律。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