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金融国际论坛暨北京大学国家金融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上的演讲实录
2014年10月20日，首届北京大学金融国际论坛暨北京大学国家金融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在光华管理学院隆重举行。此次论坛以“变革中的中国金融”为主题，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院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麻省理工学院Robert Merton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教授、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前院长William Kirby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院长杨贤教授、中植企业集团总裁王伟先生等嘉宾出席了此次盛会。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中国经济学泰斗厉以宁在论坛上发表演讲称，中国GDP比实际公布的多，对“新常态”下经济增长要有信心。“钱荒”的根源在于大量的国家投资，而配套贷款过分集中在国有企业当中，民营企业得不到贷款，害怕资金链断裂而造成。
以下是演讲实录：
厉以宁：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第一个问题对“新常态”的理解，最近如果看中国的报纸，可以经常看到一个字眼，就是“新常态”，怎么来理解这个“新常态”？我们首先讲，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是“非常态”的，它不能持久的，这是一个规律。所以，我们今天讲经济要进入“新常态”这有两个含义。第一，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是为了过分强调速度而超高速增长，这是对中国经济不利的。第二，过高的增长率带来哪些不利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不利。第一,资源消耗过快；第二,环境受到影响，生态恶化；第三,低效率；第四,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第五，也是最重要的，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
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就留下了很多后遗症。现在不得不再把调整经济结构放到重要位置上。结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讲比总量、重量，1840年中国跟英国发生了鸦片战争，1840年中国的GDP要比英国大很多，中国当时GDP是世界第一。但是我们的结构不行。英国的工业革命从1970年开始，当时已进行了70年，英国的GDP构成中的产品有蒸汽机、铁路、轮船，连它的纺织业都是用机器制造的。而中国的GDP结构完全是由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构成。英国的交通工具已经是火车和轮船了，而中国当时仍然是帆船和马车。中国出口产品是什么呢？是茶叶、瓷器、丝绸等这样一些农产品，而英国是不一样的。英国的出口是机器设备、蒸汽机、铁路这些东西。所以，英国在结构方面远远超过了中国。
再看一个重要的结构，人力资源结构。中国的人口比英国多很多，英国当时才一千多万人，中国那时候已经是差不多四万万人了。但是，英国产业革命以后已经70年了，所以他们那时候，小学都普及了，并开办了大量中学，新建了很多大学，每年培养出大量科学家、技术人员，还有经济管理人员，金融专家等等，中国农民，绝大多数的文盲、妇女绝大多数是文盲，少数人读的是四书五经，很少人懂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的人力资源结构远远不如英国。所以，今天虽然我们经济总量上已经占到世界第二位了，但是从GDP结构方面讲我们还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因为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国内的GDP产出中所占的比例远没有他们那么大。中国的人力资源虽然比过去改善了很多，但是我们大学毕业生在全人口当中的比例也比他们小，中国的熟练技工的队伍也还正在形成。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再错过了结构调整重要时机，那将是我国经济的最大损失。在“新常态”下，不要单纯追求速度，要更注重经济质量和经济结构。
这就谈到第二个问题，把硬性的增长指标改成弹性的预测值，多年以来，中国政府靠下死命令实现增长目标，比如今年定的增长速度为9%，全国各地拼命干，最终达到目标。这样下去就会产生几个问题：第一，对地方政府形成压力，对中央政府也同样形成压力，因为地方的发展规划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而中央的发展规划是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一旦通过这些硬性指标，就意味着要严格执行。
各地政府为完成任务或者赶超别人，不顾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调整，这就很被动。为什么会很被动呢？因为主要原因在于，硬指标意味着一定要完成，而一定要完成硬指标则意味着只顾增长，把产能过剩、高成本、效率很差等都放在次要地位了，所以，中国政府力争改变这一现状。
可喜的是，现在中央已经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先试验一段时间，如果这些地方试点成功，那么，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调整结构是非常有好处的。
中国经济增长率在下降，所以要谈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来看待当前经济增长的下降。经济增长下降有许多原因造成的，比如出口没有前几年那么旺了，还有一些过剩的产品也销不掉。当然，这些原因都在。但我们应该看到，要有一个概念，这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实际的GDP比统计公布的要高，而且年年如此。举几个例子说，第一、农民盖房子，在西方发达国家都计入GDP的，而中国农民盖房子，农民自己盖房子，农民邻居亲戚互助盖房子，村里帮一些人盖房子，统统不计入GDP，这个量是年年在变大，这个量很大的。
第二、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的，就是家庭保姆，好几千万人，这个数目还在增加，他拿的工资是计入GDP的。过去美国经济学家曾经讲，当你和家里保姆结婚以后，GDP将下降，因为雇保姆给她钱，而跟她结婚，就不用付钱给她了，她照样给你做家务。所以，中国保姆的工资在涨，它不计入GDP，而且量越来越多。
第三、在中国个体工商户，他们的实际的营业额多少是倒推出来的，他们是包税制，比如这个小店300块钱一年，就定了你做多大的生意，做多少产值，根据会计的税，你应该是多少来推，而且个体工商户的数量最近增加的很快，这几年都是这样的。所以，他们的产值都是用包税方法倒推出来的，实际比这个要大。而且最近还在给一些三万块钱营业额以下的免税，但是这个财政，免税就不好推了，但是这个数目是还在。就是它主要做这么多生意。
第四、中国现在的GDP的构成大概是这样的，企业不到35%，外资企业不到10%，而民营企业可能超过了55%，这是前年的数字，这两年数字还没出来，也就是说中国的民营经济占了GDP的55%。55%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人家外国人唱衰中国的时候，中国的GDP因为是掺了水的，都是虚报的，所以它不了解中国，民营经济能虚报吗？民营经济虚报不就吃亏了吗？所以这个占到55%的GDP。国有企业有一些是可能有虚报的地方，但是他们的虚报是有限的，为什么虚报呢？表示我的政绩，我为了提拔，但是他不能多报，一多报就露馅儿了，可能稍微有一点民营企业少报的要比他虚报的要多。
从以上四点来讲，我们可以承认就是事实，这个事实说明什么问题呢？年年如此，所以增长率看不出大的变化，但是这个量是逐年在增加的。所以，我们GDP比实际公布的多，在大家心中有数了，就不要怕现在减收了，下降0.2个百分点，0.1个百分点，我们要有信心。
第四个问题：投资与就业的关系。这是经济学中的一个老问题，却也是当前要着重研究的问题。因为经济学从来都是这么认为的：新的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作为投资的结果而显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你要增加就业，就必须大量投资。但目前中国的情况变了，因为中国正在朝完善的市场经济走，这就要进行基础创新，技术要改革，成套设备要更换，而每一次更换成套设备，投资到高新技术产业的时候，都会出现就业人数减少的现象，因为产业自动化了，用的是机器人，它不需要那么多人就业。所以，这成为高新技术发展过程中一个必然出现必须面对的问题。
另外，还应该看到，中国正在加强环保建设，搞低碳化经济。“雾霾”就是因为工厂排烟太多，烧煤太多，所以我们要低碳化。低碳化必然要求关、停一些企业，在环保治理的同时就有一部分工人会失业。那么，中国就业问题靠什么办法解决呢？当前的政策导向是靠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大力发展小、微企业。现在对小微企业和民企一样，先开业、后办证，而且省掉很多手续，对小微企业还有贷款帮助创业，这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
第二个办法：搞农业。今年在中央文件中正式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以前家庭农场是美国、加拿大、西欧才有，中国从来不提的，现在开始提了。为什么呢？因为土地经过确权了。确权是什么意思？过去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制，但是没有确权，农民事实上是空的所有制的承担者，现在不同了。2012年，我们带了政协经济组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师生在浙江的嘉兴、杭州、湖州等几个地方考察。我们进了一个村子，农民收入大大增加，农民放炮庆祝确权。确权主要是“三权三证”：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发证，宅基地的使用权发证，农民在宅基地盖的房子房产权发证。嘉兴市的土地确权之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比是3.1：1，确权以后，正式公布的是1.9：1，农民的收入从3.1：1变成1.9：1，差距大大缩小了。问农民，怎么一下子起来那么高呢？这都是土地确权的好处。过去农民权利得不到保护，因为是集体所有制，要圈地就圈地，要撤房子就撤房子。确权以后这种情况不可能再有了，农民能够依法依证保护自己的权利了，积极性提高了，养殖业发展了，种植业也发展了。同时，农民想外出打工就打工去了，土地转包给别人，因为确权了，就不担心回来后人家不认帐了。过去土地转包给别人，缺少足够的权属证明，打工回来想收回就难了，万一对方是村干部，就更吃亏。现在可以放心到外面打工，这边得到租金，那边打工，收入增加了。我们到嘉兴市下属的一个市去看，旧房子都没了，盖起来四层楼房。我们问，你家里这么多房子怎么住？他说，一楼的店面租给外乡人开店，二楼给他们家住，我们家住三楼、四楼就够了，这样收入就增加了。
这就是中国农村发生的变化，中国的现代农业正在兴起。这就为就业开辟了新的道路。
很多人对中国现在发生的“钱荒”感到很奇怪。因为中国的货币流通量并不少，按照M1、M2，量都是很大的，但老百姓特别是做生意的人和民营企业却感到找不到钱，发生“钱荒”。“钱荒”是什么原因？首先有两个问题需要解释。第一，中国正处在一个双重转型阶段，一种转型是发展转型，从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叫发展转型；第二个转型是体制转型，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这两个转型过程中，农村对货币需要量是大的，因为以前实行实物制，跟货币没有太大关系。现在农民自己也搞经营了，生产的东西全部卖掉，口粮哪里来？自己去买，比如他觉得黑龙江的大米好吃就去买黑龙江的大米，另外，他吃的菜也不自己种了，也去买。而且在计划体制下，中国的流通渠道不通畅，到处都是管制，现在则不同了，等等。这样中国对货币流通量的需求是大的。第二，不是光靠经济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就能够计算出来中国合适的货币流量是多少的。如果照这个算，都是小的，因为实际要比这个大，这就是中国的特点。
最后一个问题，中国当前金融改革主要在哪里？中国是三个目标，一个是宏观目标，一个是微观目标，一个是结构性的目标，应该分三个目标来谈。从宏观的角度来谈，中国金融业、银行业应该走向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利率市场化不等于利率的自由放任，因为自由放任对经济是有害的。所以，宏观上应该确定的是利率的市场化，也就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让市场在调节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微观的目标是两个，一个微观的目标就是银行作为一个金融机构，作为一个微观单位，它应该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跟社会效益两个效益的并重就是它的微观目标。它不能只看一个，因为中国这个环境中一定要看到社会效益。从结构性的目标来谈，金融改革应该把重点从虚拟行业转到实体经济中来，因为实体经济比例是最重要的，中国的产品要打入世界，必须有一个自主创新的过程，要帮助企业来实现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其次，在结构方面应该大、中、小银行，分别以大、中、小企业作为服务对象，就是大银行对大企业，中等银行对中等企业，小银行对小企业，但是所有的大中银行要为最底层的小企业，小微企业的贷款业务服务，这对大中银行而言算不上什么，这是表示全社会共同支持草根金融。三个目标：宏观目标，利率市场化；微观目标，银行两个效益并重，经济效益跟社会效益；结构目标，向实体经济转移它的重心，并且大中小都能得到照顾。此外，还应该加大政策性银行的发展力度，政策性银行中国太少了，而且还弱。政策性银行，比如说支持教育发展，你就成立教育银行，它是一个政策性银行。比如说我们讲开发西部地区，有许多政策银行可以做，所以政策银行应该进一步扩大。这就是我今天讲话的内容，谢谢大家！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