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产业”在中国还是一个新兴的词语，它主要是指一些靠思想、知识创造价值的软行业，按照国际通行分类，它主要包括咨询公司、公关公司、游说公司、智库。这次访美期间我拜访了美国的主流智库，发现他们的先进经验对我国智库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智库的稳定发展，离不开长期而稳定的资金支持。就全球来看，良好的智库，其品牌和影响力都是通过慢慢积累获得，但始终需要稳定的资金支持。
不同的智库特色鲜明，资金来源也不尽相同。比如国际知名的布鲁金斯智库，每年费用支出巨大，它的资金来源相对多元，经过多年的发展建立丰厚的基金，每年的资金收益基本覆盖了大部分支出。同时，随着知名度的增加，它获得的捐助收入和咨询业务收入同样丰厚，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此外，这里政学关系密切，其公开、透明、合法的“旋转门”制度，让学者和官员能够不断流动，即保证研究贴近实际，又保证政府能够及时接收前沿思想。
同样知名的兰德公司定位于咨询行业，主要资金来源是美国政府和军方的项目费用。而美国传统基金会则是鲜明的新右派智库，资金主要来自美国保守财团的支持，代表出资人的利益行事。因此，衡量一个智库，关键是看它的定位，为什么样的人服务，研究水平是不是足够高，生产出的产品是否具有足够价值。
要保证智库研究具备足够的公信力和研究水平，最本质的要求是研究者和出资者关系平等。研究者只有秉承独立、客观的立场，才能够进行高水平的研究。在这方面，美国为研究人员创造了一个更合适的氛围。学术研究无禁区，出资方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研究者需保持一个独立的人格。即使是很多立场鲜明的智库，都不能随意影响学者的独立研究成果。
跟随着习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讲话脚步，我国掀起了一股智库热。国内智库主要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诸如社科院、国家研究中心以及各个部委下属的研究机构，它们依靠财政拨款，很多职员基本有事业单位或者公务员编制，这些机构是目前中国智库的主流；第二类是依托于各大高校的智库（研究院），影响力在不断扩大；第三类是一些企业内部的研究院所、战略研究部门、博士后工作站等等。实质性的民间智库其实并不多，很多所谓的“民间智库”，尽管注册的是民间社会团体，但基本都有着非常深厚的政府背景或者外资背景。除此之外，更多自力更生的智库，基本办成了咨询公司的模式。所以，要想真正探索出一条中国本土智库的独立化筹资运营之路，任重而道远。
中国的智库想要做大、做强，可以向美国借鉴以下几点：
第一，政府应该给予智库明确的社会定位和严格的财务监管。所谓明确的社会定位，指政府应该明确智库是社会组织的一部分，在智库的社会组织注册和非营利性组织的认定上拿出明确的政策，适度放开智库注册社会组织的限制，简化审批程序。当然，事前审批的放开，必须伴随着事中监管的加强，政府必须加强对社会组织的财务监管，明确规定非营利性组织的支出方向和财务情况公开方式，其监管力度应该不低于对上市企业的监管程度。只有这样，才能给社会公众以信任，帮助社会组织树立良好的公信力。
第二，政府在推进决策科学化的过程中，是智库天然的服务购买者。要保证智库研究的客观独立性，需要摆脱政府办智库的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智库不能花政府一分钱。政府可以通过公共服务采购的方式，与智库进行课题合作，解决自己在决策过程中面对的实际问题。这样能够保证政府和智库在一个平等的条件下研究问题，智库获得了资金收入，又保证了研究的独立性；而政府不仅能解决实际问题，还精简了人员编制。
第三，营造一个有利于社会组织发展的氛围。社会组织的发展，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社会的力量。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逐渐涌现出了一批愿意为“价值观”买单的社会活动家、慈善家、企业家。我们应该为这些人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最大程度地凝聚共识，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每个人行为的背后都会有个人动机，在社会组织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应该在不违背社会公德和公众利益的情况下，要名的给他名，要利的给他利，无所图者给他安静的敬意，这样才能把回馈社会和自我实现有机结合在一起，促进社会组织不断地良性发展。
第四，加强对捐助人的社会回馈。和美国相比，我国对捐助人的社会回馈相对较少。在美国，一定限度内的对非营利机构或慈善机构的捐款，可以算作营业费用在应纳税额之中扣除，有些甚至会直接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同时，社会组织对于捐赠人的回馈也是直接的，不存在任何道德批判性。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更加宽容和理性。在我们指责很多中国企业家、慈善家去美国捐款的时候，能不能静下心来思考一下，他们为什么要去国外捐款？我们应该做什么才能把这些捐款留在中国？
文章来源：新华网
